談「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
「優化架構」如何改進

從「校本管理」（1997）到「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優化架構2022），25 年的演進，形成了一套嚴謹的思路和運作的框架，包括教育局外評的學校表現指標和評量框架，「策劃- 推行- 評估」的學校自評循環和三份有關文件，以及學校專業社群的實踐經驗總結和推廣。教育局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學校自下而上的「民間智慧」相結合，必將推動學校發展進一步優化， 學生的學習更為優質。以下從三方面探討框架設計、學校運作、教育局與學校互動可如何改進。

近年內地湧現大批學校和學生的評估工具，定期的國際研究亦分析了學校和學生表現的特點和大趨勢（例OECD 的PISA），由於香港參與了部份國際研究，積累了香港數據的分析，應可系統地進行與國際基準比較，及內部學校之間的比較，從而找出香港和個別學校的成就及反思需改進的短板。而香港學者結合國際和本地研究工具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第三版」（APASO III），更提供了幾十項多元的學生表現工具， 予學校選擇評估校本關注事項。因此香港應具備數據和工具的條件去完善「優化架構」。

首先，教育局可檢討現時學校數據和實證的25 表現評量，探討調整、改良和增減的可能性，從而改善「優化架構」工具和實證的基礎設計，一方面，借助新改變引導學校更全面關注學校的「強」和「弱」，另一方面， 新的評量更可以促進學校聚焦教育局倡導的核心方向。第二，教育局應借助評估專家的解說，鼓勵學校開始選擇校本評估工具，去評估關注事項的學生表現和學校效能，從而豐富學校的分析工具和數據庫。第三，教育局應加強解說如何用25 項表現評量（KPM）去歸納分析學校4項表現指標（KPI），並進一步說明4項KPI之間的因果關係：即學校的管理與組織如何影響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兩大影響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因素，從而最終影響學生表現的結果。這個表述正好是要求學校把實證和數據歸納為系統的成就與反思分析，並聚焦學生學習成果去說清楚學校整體效能的故事。

由於有了上述教育局「優化架構」的強力指引，相信有不少「先進」學校應會自覺完善「策劃-推行-評估」自評循環，包括：第一，更好地運用新增的校本工具去分析學校關注事項的效能、其之間的關係及跨年度學校的發展。第二，在借助「評估」回饋「策劃」的過程中，能夠更宏觀地引入國際研究的數據分析，將大數據和大趨勢引入「機」和「危」的考慮，從而使學校「策劃」不但建基於自身「強」和「弱」的自評，更能注入世界和香港宏觀的「機」與「危」視野。第三，由學校層面的「策劃」轉化為「推行」，教育局以表列的方法將關注事項、目標、策略、年份、成功準則、評估方法、資源和負責人緊密扣連，促使學校要學會嚴謹和環環相扣的貫通思路，精準地根據綱與目的要求撰寫內容，不把非學校層面的部門或科組計劃項目列入三個文件之內，從而防止文件內容散亂和臃腫。推而廣之，學校部門和科組根據「策劃-推行-評估」的自評循環和三個文件的邏輯和格式，以及學校的整體發展目標和關注事項，去撰寫個別部門和科組的三份文件，順理成章就能實現「共識共行」和「層組效應」。至於部門和科組的文件處理應和學校三份文件分開，並可作為三份文件的附件。

最後，從來所有事情的成功，關鍵在於人的因素，而參與的人要不斷進步，就需要理論聯繫實際和互動同行。因此，第一，教育局在推行「優化架構」和視學時，應繼續讓官員支援學校，同時與學校研究成功的實踐經驗，建立資源學校及學習社群，推動相互交流，並以每年的大型研討會進一步推廣「優化架構」的成功經驗及視學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據悉，為了加強「接地氣」，教育局有意吸納具資深學校自評經驗的校長和教師，部份時間借調視學組參與外評，讓經驗總結更能吸納民間智慧，「優化架構」的設計更符合學校發展和問責的需要。這項「復古」的嘗試，其實源於2000年教育改革教育局「旋轉門」的培育人才試驗計劃，讓教育局、大學專家和學校資深教育工作者可部份時間借調，穿插於三類機構之間，促進互動，相互學習。期望「旋轉門」的措施日後可以進一步擴大和持續。第三，目前學校面臨一個理念的重要難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教育局所倡議的七個學習宗旨，十二個（也許未來更多）首要價值觀，以及學校本身的使命、目標和校訓，這涉及學校發展最高層次的理念，但實際上目前又處於互相交織的凌亂狀態，需要教育局與學校共同商議一個梳理理念的框架，並能融入學校表現指標，以及與三份文件的內容框架絲絲入扣。

（作者曾於《華夏教育》期刊發表上述內容，並已授權本局於此網頁發布。）